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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网络世界里,清朝的乾隆皇帝几乎成了"败家子"的代名词。六下江南挥金如土,修建园林耗资无数,文字狱动辄株连千人,闭关锁国让中国错失发展良机——这些标签被反复贴在这位在位六十年的君主身上。
然而,历史的真相往往比标签更加复杂。这个将清朝疆域扩展到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实际掌权长达六十三年的皇帝,真的只是一个只会花钱和生孩子的昏君吗?当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深入探究这位"十全老人"的功过得失时,会发现一个截然不同的乾隆。
他的政治手腕、军事谋略、行政改革,以及他给清朝乃至中国历史留下的深远影响,远非"败家子"三个字所能概括。一个真实的乾隆,正等待着我们去重新认识。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紫禁城养心殿内,雍正帝突然驾崩。按照秘密建储制度,大臣们从"正大光明"匾额后取出密诏,宣布二十五岁的皇四子弘历继承皇位。这一天,改变了清朝的命运,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盛世时代。
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并非一个平庸之辈。他自幼聪颖过人,深得祖父康熙的宠爱。据史料记载,康熙曾将年幼的弘历带入宫中亲自教养,这在清朝皇子中极为罕见。雍正继位后,更是早早将弘历的名字写入密诏,藏于匾额之后。这一切都预示着,这个年轻人注定要承担起治理天下的重任。
继位之初的乾隆,面对的是一个看似繁荣却暗藏危机的帝国。康熙晚年政治松弛,吏治腐败;雍正虽然励精图治,却因严苛的政策得罪了大批官员,朝野上下怨声载道。西北边疆的准噶尔部时而臣服、时而叛乱,成为悬在清廷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国库虽然充盈,但各地的民生问题依然严峻。
乾隆深知,要稳固自己的统治,必须在继承父祖基业的同时,又要有所创新。他采取了"宽严相济"的治国方略。一方面,他为雍正朝的一些冤案平反,释放了被囚禁的允禵等皇室成员,缓和了皇室内部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他保留了雍正时期行之有效的制度,如军机处、密折制度等,确保皇权的高度集中。
在人事安排上,乾隆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他重用鄂尔泰和张廷玉两位老臣,一满一汉,既体现了满汉一体的政策,又利用两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使朝臣无法结党营私。同时,他还提拔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官员,如傅恒、阿桂等人,为日后的扩张战争储备人才。
乾隆最引人注目的举措,莫过于对军机处制度的完善和强化。军机处本是雍正七年为处理西北军务而设立的临时机构,但乾隆敏锐地意识到这个机构的价值。他系统地规范了军机处的职能和运作方式,使之成为凌驾于内阁之上的最高权力机关。
军机处的运作方式极为独特。它没有固定的品秩,军机大臣都是以原官兼职,完全由皇帝一人任免,不需要经过吏部和内阁。这种设置让乾隆可以绕过传统的官僚体系,直接控制国家机器。每天清晨,军机大臣们就要到军机处当值,等候皇帝的召见。乾隆通过秘密奏折制度,直接与地方督抚联系,再通过军机处发出"廷寄上谕",绕过了所有中间环节。
这种制度设计有着深刻的考量。明朝时期,内阁权力过大,首辅可以操纵朝政,甚至架空皇帝。而军机处则不同,它只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只能"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表面上看,军机大臣只是替皇帝起草文件的高级文书,但实际上,他们却掌握着帝国的核心机密,参与着最高决策。乾隆通过这种巧妙的制度安排,既保证了决策的效率,又防止了权臣的出现。
在经济方面,乾隆继承了康雍以来"永不加赋"的政策。这听起来是个惠民之举,但背后的逻辑却颇为复杂。
所谓"永不加赋",指的是田赋的固定额度不再增加,但并不意味着国家不增加收入。乾隆通过盐课、关税、捐纳、议罪银等各种名目,大大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议罪银"制度。官员犯了错,可以通过交纳罚金来减轻处罚。这看似是一种腐败,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它既让犯错的官员有了改过自新的机会,又为国库增加了收入,还避免了大规模的官场动荡。当然,到了和珅掌权时期,这个制度被严重滥用,但在乾隆前期,它确实发挥了正面作用。
在文化政策上,乾隆采取了一手软、一手硬的策略。他下令编纂《四库全书》,动员了全国的学者,收罗了浩如烟海的典籍。这项文化工程的规模之大,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然而,在编纂过程中,大量被认为"有碍"的书籍被销毁,许多涉及民族问题的文字被删改。乾隆以保护文化为名,行思想控制之实。
与此同时,乾隆大兴文字狱。所谓文字狱,就是从文人的作品中挑出只言片语,以此罗织罪名,进行政治迫害。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案件多达一百三十余起,远超康熙和雍正两朝的总和。许多案件看起来简直匪夷所思,一个"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诗句,就能招来杀身之祸。
徐述夔案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例。
徐述夔在诗集中用了"一把心肠论浊清""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这样的句子,被人告发影射清朝。虽然徐述夔本人已经去世,但乾隆仍下令将其开棺戮尸,子孙后代全部处死,牵连数十人。这种恐怖统治,让整个文化界噤若寒蝉,没有人敢再妄议朝政,甚至连日常写作都要小心翼翼。
文字狱的真正目的,并非仅仅是惩罚个别文人,而是要在整个社会营造一种恐怖氛围。官员们在批阅文稿时,宁可夸大其词,也不敢轻易放过任何可疑之处。这种"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做法,造成了无处不在的自我审查。读书人在写作时,都要反复检查,删除任何可能被曲解的文字。这种思想控制,比直接的政治压迫更加可怕,因为它让人们从内心深处就不敢有异议。
然而,如果仅仅看到乾隆的这些负面政策,就认定他是个昏君,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军事和外交领域,乾隆展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魄力。他自称"十全老人",所谓"十全武功",包括两平准噶尔、一平回部、两定金川、一靖台湾、一征缅甸、一征安南、两征廓尔喀。这十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版图。
准噶尔问题是康雍乾三朝共同面对的难题。准噶尔部位于今天的新疆北部和中亚地区,实力强大,屡次与清廷对抗。康熙曾三次亲征,雍正更是竭尽全力,但都未能彻底解决问题。乾隆继位时,准噶尔汗国正处于内乱之中。
乾隆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果断出兵。乾隆二十年,准噶尔贵族阿睦尔撒纳率部归降,乾隆封其为亲王,并任命为定边左副将军。清军在班第和阿睦尔撒纳的率领下,一路势如破竹,生擒了准噶尔汗达瓦齐,准噶尔汗国灭亡。然而,阿睦尔撒纳并不满足于被封为四部之一的汗,他想要统一四部,成为准噶尔的大汗。
乾隆二十二年,阿睦尔撒纳叛乱。这一次,乾隆展现出了铁血手腕。他命令将军兆惠、富德率军进剿,并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措施。清军所到之处,凡是追随阿睦尔撒纳的部落,一律剿灭。这场战争的残酷程度,在清朝历史上是罕见的。阿睦尔撒纳逃往俄罗斯,但在途中因天花病死。
平定准噶尔之后,南疆的回部也发生了叛乱。和卓后裔霍集占和波罗尼都在南疆起兵,企图建立独立政权。乾隆再次果断出兵,命令兆惠率军平叛。这一仗打得极为艰苦,兆惠曾被围困在黑水营,几乎全军覆没。但乾隆没有退缩,他不断增派援兵,最终击败了叛军。
为了彻底铲除后患,乾隆下令对霍集占和波罗尼都穷追不舍。清军一路追到阿富汗的巴达克城,向当地城主施压,要么交人,要么开战。城主进退两难,最后只好自己动手杀了霍集占,将人头送给清军。这种"不见人头不罢休"的决心,显示出乾隆在处理边疆问题上的强硬态度。
通过这一系列军事行动,清朝的疆域空前扩大。新疆地区正式纳入版图,设立伊犁将军,实行军府制度。西藏、青海也进一步加强了管理。清朝的疆域达到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这一成就,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
金川地区位于今天的四川西北部,是藏族土司的地盘。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历来是朝廷的心腹之患。乾隆十二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叛乱,乾隆派兵征讨。原本以为可以速战速决,没想到打了三年还没结果。讷亲本是乾隆最信任的大臣,但在金川战场上却表现得胆小怕死,贪生怕死,屡出昏招。乾隆大怒,将讷亲赐死军前。
第一次金川之役虽然最终取胜,但代价巨大,暴露出清军在山地作战方面的不足。乾隆三十六年,大小金川再次叛乱,这一次乾隆派出了他最信任的大将阿桂。阿桂采取了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策略,用了五年时间,终于平定了金川。这场战争的艰苦程度,从时间长度就可以看出来。
缅甸战争是"十全武功"中最具争议的一场。清缅战争打打停停,持续了多年,清军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并没有真正征服缅甸。最后双方议和,缅甸同意向清朝称臣纳贡,乾隆就宣称取得了胜利。实际上,这更像是一场体面的和局,而非真正的征服。
台湾林爽文起义是乾隆晚年面临的一次重大危机。林爽文以天地会为号召,在台湾起兵,短时间内就占领了大半个台湾。乾隆派福康安率军渡海平叛,经过一年多的战斗,终于将起义镇压下去。这场战争让乾隆意识到,台湾的治理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加强管控。
安南之役则是一场典型的干涉他国内政的战争。安南(今越南)发生内乱,清军应安南国王的请求出兵平叛。这场战争打得很快,清军迅速击败了叛军,恢复了安南国王的统治。
最后两次征战廓尔喀(今尼泊尔),是因为廓尔喀侵扰西藏。福康安率军翻越喜马拉雅山,深入廓尔喀境内,打得廓尔喀军队溃不成军。廓尔喀最终求和,同意向清朝称臣。
这"十全武功",耗费了国家巨额财力,据统计总共花费了一亿五千多万两白银。这个数字在当时是天文数字,相当于国家数年的财政收入。但从结果来看,这些战争基本都达到了目的,确保了边疆的稳定,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乾隆因此自称"十全老人",认为自己的功业可以与康熙比肩,甚至超越康熙。
然而,乾隆的自我评价,与后世的评价往往有很大差距。特别是他的六次南巡,一直被视为铺张浪费的典型。每次南巡,动辄数千人的队伍,沿途地方官员竞相逢迎,修建行宫,准备贡品,耗费巨大。据统计,六次南巡总共花费了约两千万两白银。
有人认为,南巡是乾隆贪图享乐的表现,是导致清朝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张勉治在《马背上的朝廷》一书中指出,南巡的支出虽然巨大,但相比于当时国家的财政收入,其实只占很小的比例。每次南巡的平均开支,只相当于当年白银盈余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
更重要的是,南巡有着深刻的政治意图。江南地区是清朝的经济中心,也是汉族文化的核心地带。满族统治者要巩固政权,必须得到汉族士绅的支持。乾隆通过南巡,展示了满族皇帝对汉族文化的尊重,参观孔庙,题写匾额,接见地方名流,这些都有助于拉拢汉族精英。
同时,南巡也是一种政治宣示。乾隆通过巡视河道,检查水利工程,显示出对民生的关心。他沿途微服私访,了解民情,惩治贪官,这些举动都有助于树立明君的形象。从这个角度看,南巡并非纯粹的享乐,而是一种政治投资。
当然,这种投资的代价确实不菲。地方官员为了迎接皇帝,往往敲诈百姓,横征暴敛。行宫的修建,贡品的准备,都要百姓买单。从这个意义上说,南巡确实给百姓带来了沉重负担。但对于乾隆本人和清朝统治来说,这种投资是值得的。
在经济政策上,乾隆也面临着两难选择。一方面,他要保持国家的繁荣,维持"康乾盛世"的局面;另一方面,他又要防止商业过度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在这种矛盾心态下,乾隆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限制对外贸易,实行"一口通商",只允许广州一个港口对外开放。
这种政策在当时看来,似乎是合理的。清朝是个农业国家,国内物产丰富,似乎不需要与外国进行大规模贸易。而且,对外贸易可能带来思想上的冲击,威胁到满族的统治。因此,限制对外贸易,既可以保护本国经济,又可以维护社会稳定。
但是,乾隆和他的大臣们没有意识到,世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欧洲正在经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各国竞相对外扩张。英国、法国、俄国等国家,都在寻找新的市场和原料产地。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自然成为他们觊觎的对象。
乾隆五十八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希望与清朝建立外交关系,扩大贸易。但乾隆对此毫无兴趣。在他看来,大清朝什么都有,不需要外国的商品。他给英国国王的回信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这种傲慢的态度,反映出乾隆对世界形势的无知。
马戛尔尼使团带来了西方最先进的科技产品,包括天文仪器、蒸汽机模型、枪炮等,希望引起清朝的兴趣。但乾隆只是把这些当作奇技淫巧,毫不在意。使团成员在日记中记录道,他们看到的中国,表面上繁荣富强,实际上已经开始衰落。军队装备落后,官员腐败无能,百姓生活贫困。这些问题,在盛世的光环下,被掩盖了起来。
回顾乾隆在位的六十年,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由盛转衰的轨迹。前三十年,乾隆励精图治,国力不断上升,疆域空前扩大,经济持续繁荣。但从乾隆三十年以后,各种问题开始显现。人口急剧增长,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人口问题是最突出的。乾隆时期,由于长期和平,人口迅速增长。从康熙末年的一亿多人,增加到乾隆末年的三亿多人。人口增长了两倍,但耕地面积的增长却远远跟不上。人均耕地不断减少,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这些流民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各地的起义不断。
官场腐败也日益严重。和珅的崛起,就是乾隆晚年的一个缩影。和珅本是一个普通的侍卫,因为善于揣摩乾隆的心思,迅速升迁。乾隆四十年,和珅被任命为户部侍郎,此后平步青云,官至大学士、军机大臣。和珅利用职权,大肆贪污,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贪污网络。据嘉庆朝清查,和珅贪污的财产,相当于清朝十五年的财政收入。
乾隆并非不知道和珅的贪污行为,但他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人分析,乾隆之所以容忍和珅,是因为和珅能够为他筹集巨额资金,满足他奢侈的生活需要。晚年的乾隆,已经失去了年轻时的锐气,变得贪图享乐,不理朝政。他把大量时间花在游山玩水、吟诗作画上,对国家大事敷衍了事。
乾隆六十年,八十五岁的乾隆宣布禅位给儿子颙琰,也就是嘉庆帝。但他保留了太上皇的身份,继续掌握实权。直到乾隆六十四年去世,他实际统治了六十三年零四个月,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
那么,乾隆究竟算不算一个好皇帝呢?
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站在不同的立场,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
有人说他是盛世明君,文治武功堪比康熙,将清朝推向巅峰,疆域辽阔,国力强盛。但也有人说他是历史罪人,文字狱摧残文化,闭关锁国阻碍进步,奢侈浪费挥霍国力,晚年昏聩任用奸臣,为清朝的衰落埋下祸根。
更有人指出,正是乾隆的"盛世",掩盖了深层次的危机,使中国错失了追赶世界潮流的最后机会。这些矛盾的评价背后,隐藏着对乾隆政治能力和历史作用更深层次的追问。他的决策到底是高瞻远瞩还是目光短浅?他给清朝留下的究竟是宝贵遗产还是沉重包袱?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更深入地剖析乾隆的政治智慧和他对清朝历史进程的真实影响。
要真正理解乾隆的政治能力,必须把他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来考察。乾隆继位时,清朝已经入关近百年,满汉矛盾虽然有所缓和,但依然是横亘在统治者面前的重大问题。如何既保持满族的统治地位,又能得到汉族的认同和支持,这是摆在乾隆面前的首要课题。
乾隆在这方面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他一方面强调满族的特殊地位,坚持"国语骑射"的传统,禁止满汉通婚,保持满族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他又积极学习汉族文化,自称"以汉法治汉",大量任用汉族官员,尊重儒家传统。这种"骑墙"策略,让他在满汉之间游刃有余,维持了统治的稳定。
在行政管理上,乾隆对雍正建立的制度进行了完善和强化。军机处制度在他手中发展得更加成熟,成为清朝政治体制的核心。通过军机处,乾隆实现了对全国的有效控制。无论是边疆的军事行动,还是内地的政务处理,都要经过军机处。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提高了行政效率。
密折制度也在乾隆时期得到了充分运用。地方督抚可以直接向皇帝密奏,不经过任何中间环节。这让乾隆能够及时掌握各地的情况,防止地方官员欺上瞒下。同时,这种制度也造成了官员之间的相互猜疑和告密,破坏了正常的官场生态。
在财政管理上,乾隆采取了一种矛盾的政策。一方面,他保持了"永不加赋"的承诺,田赋负担确实没有增加。但另一方面,他通过各种名目增加收入,如盐课、关税、捐纳等,实际上增加了百姓的负担。这种做法在短期内确实增加了国库收入,但长期来看,却破坏了税收制度的公平性。
乾隆时期的财政状况呈现出一种表面繁荣、实则隐忧的局面。国库存银在乾隆前期确实不断增加,高峰时期达到七千多万两。这让乾隆有底气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和建设工程。但是,巨额的军费开支和奢侈的宫廷消费,逐渐掏空了国库。到乾隆晚年,国库存银已经大幅减少,财政状况日益紧张。
更严重的问题是,乾隆的财政政策缺乏长远规划。他热衷于大规模的工程建设,修建圆明园、避暑山庄等皇家园林,耗资巨大。这些工程虽然展示了皇权的威严,但对国家发展并无多少实际意义。而且,为了筹集工程款项,地方官员不得不增加对百姓的盘剥,加剧了社会矛盾。
在军事领域,乾隆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他通过"十全武功",将清朝的疆域扩展到了历史最大范围。新疆、西藏、青海、蒙古等广大地区,都纳入了清朝的直接管辖。这一成就的意义,不仅在于扩大了领土,更在于确立了现代中国的疆域基础。今天中国的版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乾隆时期奠定的。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些军事胜利的代价。十次大规模军事行动,耗费了一亿五千多万两白银,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更重要的是,这些战争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准噶尔之役中,准噶尔部落几乎被灭族,数十万人死于战乱和疾病。金川之役中,清军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数万将士战死疆场。
从战略角度看,乾隆的军事行动有着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彻底解决边疆问题,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一点他确实做到了。经过他的征战,清朝边疆在其后的一百多年里基本保持稳定,没有再出现大规模的叛乱。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军事投入是值得的。
然而,乾隆在军事上的成功,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频繁的战争,培养了好大喜功的风气。乾隆自称"十全老人",沉浸在武功的荣耀中,对国内的问题却视而不见。他把大量资源投入到边疆地区,而忽视了内地的发展。这种"重边轻内"的政策,埋下了隐患。
在文化政策上,乾隆的做法最具争议。一方面,他确实为中华文化的保存做出了贡献。《四库全书》的编纂,收录了三千多种书籍,保存了大量珍贵典籍。许多在民间已经失传的古籍,通过这次征集得以重见天日。这项文化工程的规模之大、成果之丰,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是罕见的。
但另一方面,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是一场文化浩劫。大量被认为"有碍"的书籍被销毁,据统计多达两千多种,十万多部。这些被销毁的书籍,大多涉及民族问题,或者被认为有反清思想。满清统治者以保护文化为名,行文化专制之实,对中华文化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文字狱更是乾隆文化政策中最黑暗的一页。一百三十多起文字狱案件,株连了数千人。许多文人学士,因为一句诗词、一个字眼,就遭到灭门之祸。这种恐怖统治,彻底摧毁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读书人再也不敢议论朝政,甚至连正常的学术研究都小心翼翼,生怕触犯禁忌。
文字狱造成的最大危害,不是那些被杀害的生命,而是整个社会的思想窒息。在乾隆的高压统治下,中国的学术思想陷入停滞。学者们不敢创新,只能钻研考据之学,在故纸堆里讨生活。这种学术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末,使中国在思想文化上远远落后于西方。
相比之下,同时期的欧洲正在经历启蒙运动。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思想家,提出了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为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却在文字狱的阴影下噤若寒蝉,不敢有任何越轨的思想。这种思想上的差距,最终导致了中国在近代的全面落后。
乾隆的闭关锁国政策,是他留给后世的另一个争议话题。实际上,闭关锁国并非乾隆首创,而是明清两朝的一贯政策。但是,在乾隆时期,这一政策被推向了极端。他将对外贸易限制在广州一个港口,严格控制外商的活动范围,禁止中国人出海贸易。这种做法,彻底切断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
乾隆为什么要实行闭关锁国?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他认为中国物产丰富,无需与外国贸易。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思想,在当时的统治者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其次,他担心对外贸易会带来思想冲突。西方的思想观念,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格格不入。如果让这些"异端"思想传播开来,可能会动摇清朝的统治基础。
更重要的是,满清统治者对沿海地区一直心存戒备。明朝末年,东南沿海是反清势力的主要根据地。郑成功的抗清活动,就是从福建、台湾一带展开的。满清统治者担心,如果开放海禁,可能会给反清势力提供机会。因此,他们宁可牺牲经济利益,也要维护政治安全。
然而,乾隆和他的大臣们没有意识到,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工业革命在英国兴起,蒸汽机、纺织机等新技术不断涌现,生产力得到了空前提高。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西方国家纷纷向外扩张,寻找市场和原料产地。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中国却把自己封闭起来,拒绝与外界交流。
马戛尔尼使团的来访,是一个转折点。这是西方与中国正式接触的第一次尝试。英国人带来了最先进的科技产品,希望与清朝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但乾隆对此毫无兴趣。在接见马戛尔尼时,双方在礼仪问题上就发生了冲突。按照清朝的规矩,外国使节见皇帝要行三跪九叩之礼。但马戛尔尼认为这是屈辱,坚持只行英国礼节。经过反复交涉,最后双方勉强达成妥协。
在会见中,乾隆表现出了极度的傲慢。他对英国带来的礼品不屑一顾,认为都是些奇技淫巧。他给英国国王的回信中说,天朝什么都有,不需要与外国贸易。他拒绝了英国提出的建立外交关系、开放更多通商口岸等要求,只是允许他们继续在广州进行有限的贸易。
马戛尔尼使团的成员们,在中国期间仔细观察了这个古老帝国的真实状况。他们看到的,不是乾隆自夸的"盛世",而是一个正在走向衰落的国家。军队装备落后,还在使用弓箭、长矛等冷兵器。官员腐败无能,整天忙于应酬,不干实事。百姓生活贫困,许多人食不果腹。
使团副使斯当东在日记中写道:"这个帝国在表面繁荣的背后,已经千疮百孔。它就像一艘破旧的军舰,只是靠着油漆和装饰维持着外表的光鲜。一旦遇到风浪,必然会沉没。"这个预言,在四十多年后得到了验证。鸦片战争的爆发,让清朝的虚弱暴露无遗。
乾隆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错失了向西方学习的最佳时机。 如果当时能够接受英国的建议,开放更多口岸,引进西方的技术和思想,中国的历史可能会完全不同。 但是,历史不能假设。 乾隆选择了封闭,这个选择的后果,由他的子孙和整个中华民族来承担。
在对外政策上,乾隆还犯了另一个错误,那就是对西方的军事力量估计不足。 当时的清朝,在东亚地区确实是一个超级大国。 周边的国家,如朝鲜、越南、缅甸、尼泊尔等,都对清朝俯首称臣。 乾隆因此产生了一种幻觉,认为清朝是天下无敌的。 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西方国家的军事实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
清军虽然在对付周边国家时能够取胜,但那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军事力量更加落后。如果面对装备了火炮、火枪的西方军队,清军的弓箭长矛根本不堪一击。乾片战争的结果,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英国只派出了几千人的远征军,就打得清军节节败退,最后被迫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
乾隆在位期间,西方已经发生了多次工业革命的重大突破。瓦特改良了蒸汽机,纺织业实现了机械化,冶金技术取得重大进步,铁路和轮船开始出现。这些技术革新,彻底改变了西方社会的面貌。生产力的提高,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革。资产阶级崛起,封建贵族衰落,民主思想传播,革命运动兴起。
而在同一时期,中国的生产方式还停留在小农经济时代。农民使用的农具,与几百年前没有什么区别。手工业虽然精巧,但效率低下,无法与机器生产竞争。思想文化上,依然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君主专制达到了顶峰。这种巨大的差距,预示着中国在未来的碰撞中必然处于劣势。
从人才培养的角度看,乾隆时期的科举制度也存在严重问题。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八股文和儒家经典。这种考试方式,只能培养出会背书、会作文的书生,而无法培养出具有实际能力的人才。读书人把全部精力花在钻研八股文上,对实用知识毫无兴趣。即使是数学、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也被视为"奇技淫巧",不值得学习。
相比之下,西方的教育体系已经开始重视科学技术。大学里开设了物理、化学、数学等课程,培养出大批科学家和工程师。这些人才,成为工业革命的主力军。而中国的读书人,还在摇头晃脑地背诵"之乎者也",研究古人的注疏。这种教育体系,培养不出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人才。
乾隆本人也是这种教育体系的产物。他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精通诗词歌赋,书法绘画也颇有造诣。他自称一生作诗四万多首,虽然质量参差不齐,但数量确实惊人。他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是真诚的。但是,这种热爱也束缚了他的视野,使他无法接受新事物。
当马戛尔尼使团展示蒸汽机时,乾隆只是觉得新奇,却没有意识到它的巨大价值。他不知道,这个看似简单的机器,将会彻底改变人类社会。当英国人讲解地球仪时,乾隆虽然表示赞赏,但仍然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他无法理解,地球是圆的,中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比中国更强大的国家。
乾隆晚年的衰败,最集中地体现在他对和珅的放纵上。和珅是乾隆朝最大的贪官,没有之一。他利用自己的权势,大肆贪污受贿,家产之巨,令人瞠目结舌。据嘉庆朝抄家时的统计,和珅的家产包括:白银三千万两,黄金六十万两,各种珍宝无数,房屋三千多间,土地八十多万亩。这些财产的总价值,相当于清朝十五年的财政收入。
和珅的贪污手段五花八门。他掌管户部,可以直接从国库中挪用银两。他控制盐课,从中抽取巨额回扣。他收受地方官员的贿赂,为他们升迁说情。他甚至利用议罪银制度,向犯错的官员勒索钱财。更恶劣的是,他还侵吞赈灾款项,让无数灾民饿死。
乾隆不可能不知道和珅的贪污行为。朝中大臣多次弹劾和珅,但乾隆都置若罔闻。有人分析,乾隆之所以纵容和珅,是因为和珅能够满足他晚年奢侈的生活需要。乾隆喜欢大兴土木,修建园林宫殿,需要巨额资金。和珅总能通过各种手段筹集到钱,让乾隆的计划得以实施。
另一个原因是,和珅非常善于揣摩乾隆的心思。他机智过人,博学多才,能够陪乾隆吟诗作画,讨论古今。乾隆晚年孤独,儿子们都成年了,不再像小时候那样承欢膝下。和珅填补了这个空白,成为乾隆的精神寄托。从某种意义上说,和珅不仅是乾隆的臣子,也是他的朋友。
但是,和珅的存在,对清朝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他的贪污行为,带坏了整个官场的风气。官员们看到和珅贪污却安然无恙,纷纷效仿。贪污受贿成为常态,清廉反而成为异类。这种腐败的官场生态,严重削弱了清朝的统治基础。
更严重的是,和珅控制了朝政,排除异己,任人唯亲。凡是不听他话的官员,都会受到打压。而那些阿谀奉承、贪污腐化的人,反而得到重用。这导致清朝的官僚队伍素质急剧下降,有能力的人得不到重用,庸碌之辈却身居高位。国家大事,都由这些人来处理,结果可想而知。
乾隆六十年,八十五岁的乾隆宣布禅位,由皇十五子颙琰继位,是为嘉庆帝。但是,乾隆保留了"太上皇"的身份,继续掌握实权。嘉庆虽然名义上是皇帝,但一切重大决策都要由太上皇批准。这种两头政治,造成了权力的混乱。
嘉庆早就看出和珅的问题,但在太上皇面前,他不敢轻举妄动。他只能忍耐,等待时机。这一等,就是三年多。乾隆六十四年正月初三,八十九岁的乾隆驾崩。得到消息后,嘉庆立即行动,当天就将和珅革职下狱。正月十八,嘉庆宣布了和珅的二十条大罪,赐其自尽。和珅的家产被全部抄没,充入国库。
和珅的倒台,标志着乾隆时代的彻底结束。嘉庆试图通过打击和珅,整顿吏治,重振朝纲。但是,他面对的是一个已经积重难返的局面。官场腐败、国库空虚、民生凋敝、边疆不稳,这些问题不是杀掉一个和珅就能解决的。乾隆留下的烂摊子,让嘉庆和他的继任者们疲于应付,直到清朝灭亡。
回顾乾隆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充满矛盾的历史人物。他勤奋好学,精力充沛,在位期间几乎每天都要批阅奏折,处理政务。他文武双全,既能运筹帷幄指挥千军万马,又能吟诗作画展现文人风采。他开疆拓土,将清朝的疆域扩展到历史最大范围。他编纂《四库全书》,为保存中华文化做出了贡献。
但同时,他也是一个专制残暴的君主。他大兴文字狱,摧残知识分子,禁锢思想。他闭关锁国,拒绝与世界交流,使中国错失了发展机会。他晚年奢侈腐化,任用贪官,导致国力衰退。他自以为创造了"盛世",实际上为清朝的衰落埋下了祸根。
乾隆的悲剧,在于他是一个活在过去的人。他的眼光,还停留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他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其他国家都是蛮夷。他相信儒家思想可以治理天下,君主专制是最好的制度。他没有意识到,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在乾隆统治的六十多年里,世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法国大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传遍欧洲。工业革命改变了生产方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而中国,在乾隆的统治下,依然停留在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思想文化,都没有实质性的改变。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方面还出现了倒退。君主专制更加严密,思想控制更加严厉,社会流动更加困难。这种停滞,使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
乾隆对清朝的影响,是深远而复杂的。从短期看,他确实创造了一个繁荣的时代。国力强盛,疆域辽阔,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这些都是事实。但从长期看,他的政策埋下了衰败的种子。思想禁锢、闭关锁国、官场腐败、社会矛盾,这些问题在他死后逐渐爆发,最终导致了清朝的灭亡。
更重要的是,乾隆时代使中国错失了走向现代化的机会。如果当时能够开放国门,学习西方的科技和制度,中国可能会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是历史没有如果。乾隆选择了封闭和保守,这个选择的后果,由整个民族来承担。中国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才走出了乾隆时代留下的阴影。
从这个角度看,网友们称乾隆为"败家子",虽然言辞激烈,却也并非全无道理。他确实挥霍了康雍两朝积累的家底,虽然在位时国力还算强盛,但他留给后人的却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帝国。
然而历史人物的评价,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乾隆在清朝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注定是复杂而充满争议的。他的能力,确实不止体现在花钱和生孩子上——他有着出色的政治手腕和军事才能,但这些能力最终没能带领中国走向真正的强盛,反而在盛世的光环下掩盖了深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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