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规实盘股票配资被全屯群众及自卫队用自制土炮一举击溃

張闻天在佳木斯合江省委办公楼前

1946年5月，被中共中央派到东北的张闻天肩负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使命，从宁安县赴佳木斯就任合江省委书记，在东北地区敌强我弱、尚缺乏群众基础的形势下开始治理一方的探索与实践。

在延安整风中，张闻天深刻体会到“必须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并一以贯之地注重调查研究，制定了各种切合实际的方针政策。

到任后，他随即调查研究合江省（在今黑龙江省东北部，以三江平原为主，后并入黑龙江省）的情况和前一时期的工作，并与先期到达的省工委和省军区的负责同志一起认真分析了形势。当时的合江，接管政权后还没有来得及发动群众，打碎旧政权机构，使伪旧人员仍受重用，甚至勾结匪特策划暗杀和叛乱。人民武装力量还不强大，在国民党军压迫下，由土匪收编而来的部队纷纷投敌。前期被击溃的土匪，又猖獗活动起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对国民党决心打内战和敌强我弱等缺乏应有认识，因而缺少长期艰苦斗争的思想准备，造成贯彻执行中央去年《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不够，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按照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他拟定了正确的工作思路。在6月20日的省委扩大会议上，张闻天明确提出“一个中心（发动群众）、三项任务（剿匪、生产、支前）”，即以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为中心，完成消灭土匪、恢复和发展生产、支援前线三项紧急任务。这就在纷繁芜杂的工作中区分了轻重缓急，抓住了重点。

而要展开中心工作，首先必须排除匪患。在北满，合江地区土匪数量最多，头目最大，活动最猖獗。尤其是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孙荣久等大股匪，各自聚集了1000余人。他们大多开始接受收编，后又叛变投向国民党。张闻天到任后，及时分析总结了以前剿匪斗争情况。这些伪满军、政、警、特、地主恶霸组织的政治顽匪，立场反动，态度顽抗。所以，张闻天认为采取收编加委和“打拉政策”是错误的，现在是“杀头”不是“洗脸”，主张采用“三猛战术”（猛打、猛冲、猛追），实行以毙俘匪首、消灭股匪为目标的歼灭战。因此，也制定了“猛打穷追，打楔堵击，彻底消灭”的方针。从争取改为消灭，切合了扫清土改障碍的实际需求。

与此同时，张闻天又抽调400名干部组成下乡工作团，进行以佳木斯为中心的主要市镇及四周乡村土改试点，再逐步推广。为正确指导土改斗争，张闻天亲自到桦川县二区会龙山屯蹲点调查，并要求每个工作团分别搞一个村、一个区或一个县的阶级调查，还将调查材料编印成书下发。依据调研情况，省委讨论确定了土改分两步走：第一步，集中力量进行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打击地主阶级的当权派，除掉骑在人民头上的汉奸恶霸。第二步，广泛发动群众，向农村封建势力展开全面进攻，平分土地、彻底消灭封建地主阶级。同时，在斗争中武装农民群众，建立起革命政权，发展党组织，把广大农村变成革命根据地。按照这个方针和步骤，全省用两年时间基本完成了任务。

1946年5月张闻天作出《关于部队剿匪工作的指示》

土改中，张闻天精准把握方向，做到了既防“左”又反右。他十分注意执行团结中农的政策。工作团下乡不久，他就指出平分土地中穷人分好地、富人分坏地的做法会影响团结，而“要争取大多数，我们还必须紧紧抓住中农”，但损害以至侵犯中农利益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为了纠正偏差，他提出农村阶级路线的口号是“依靠贫农雇农，紧紧团结中农，争取富农，争取或中立小地主，集中力量打击恶霸地主。”也规定了一些具体的政策，比如对当过屯长、甲牌长等政治上犯错误的中农，只可以实行政治清算；凡雇工或出租土地收入不超过总收入25%者一律按中农对待，等等。如果不这样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贫雇农就会陷入孤立而缺乏足够力量斗垮地主恶霸。当有些地区发生反奸清算不彻底，地主威风没有打倒，土地没有真正分到无地、少地农民手里等右的偏差后，他又亲自蹲点调研，发动群众重煮“夹生饭”，保证了土改运动的健康发展。在如何对待知识分子、城市清算运动、保护工商业政策、由土改及时转到生产和支前等方面，张闻天也结合实际贯彻落实了党的方针政策，圆满完成了任务。

张闻天领导合江土改期间在桦川县会龙山屯蹲点时住过的农舍

1946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扩大会议总结工作、分析形势、提出任务，并通过了《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为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张闻天认真执行了陈云同志提出的发动群众的总方针。

在土匪横行的形势下，张闻天认为：“打匪如何打？用奇袭、穷追等方法，但最主要的也是靠群众起来，土匪才能彻底消灭，否则便不可能。”在写给桦川太平镇工作团的信中，他提出从工作团中派出一些有在解放区组织民兵经验的同志，率领少数自卫队组成的游击小组，经常在镇外袭击与消灭小股土匪。同时，这种民兵小组帮助老百姓组成自卫队，组织百姓站岗放哨、侦察警戒，一发现小股土匪，则集合全屯壮丁进攻。如果发现大股土匪，则保护老百姓转移。而且要立即开展清算与分地斗争，扩大民兵小组、民兵活动区域和人民自卫队。这样限制小股土匪，主力则追击大股土匪以至打散并各个消灭。最典型的是依兰县五区一个屯响应政府号召，组织民兵自卫队站岗放哨。5月底的一个夜晚，当匪首张雨新（国民党东北先遣军中将副军长）部散匪80余骑兵进屯抢劫时，被全屯群众及自卫队用自制土炮一举击溃，并缴获物资一批、战马50多匹。随着剿匪逐步展开，张闻天又于8月6日要求在部队控制地区配置工作团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与组织群众，尽快形成当地人民防匪自卫能力，然后将部队与工作团向另一地区推进，逐步压迫残匪于荒山密林之中进而最后消灭。正是执行正确的方针和战术，并“把单纯的军队剿匪转变为人民剿匪运动”，所以他上任开始到1947年春节前就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土地改革是根据地建设的中心工作，发动群众是完成这项中心工作的关键。在1946年7月为省委起草的《关于工作团工作的指示》中，张闻天要求：“认真发动群众工作，首先即是发动农民的工作，而农民正是我们力量取之不尽的源泉。”还经常传授一些具体方法，如动员群众不应由工作团包办，而是首先抓住积极分子，教育他们与群众结合在一起进行斗争，并扩大自己的队伍。广泛采取公开、合法、大胆、放手的方法，在迅速的实际行动中动员群众。有些同志不太理解，他就耐心地说服大家：“发动群众不是一次可以成功的，也不是一次能完成的，要在斗争中发动群众，经过‘教育—斗争—再教育—再斗争’的多次反复，才能真正发动群众。”同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8月31日，他帮助总结并转发了桦川县太平镇工作团发动群众的经验。当发现“左”的苗头后，他及时指出有关注意事项。到11月初，专门组织召开全省第一次群众工作会议，并作了《五个月群众工作总结》的报告。后来，有的地区又把放手发动群众与执行政策对立起来，他就反复地开导大家：放手发动群众包含应该依靠谁、争取谁与中立谁的问题，只有正确地执行政策，才能真正地放手发动群众。实践证明，群众的广泛参与推动了土改任务落实。

张闻天领导合江土改过程中经常深入农户调查，图为他和夫人刘英1948 年在鹤岗一户农民家中

1946年6月，一名部队重伤员被车撞了后，没有及时得到妥善处理，引起近千名伤病员围攻省政府。张闻天感觉事关重大，就亲自召集其中的党员干部座谈：“你们从前线来后方养伤，理应受到关照，可是后方工作没有做好，影响了你们的医疗和生活。过去省委也没有很好过问，是有责任的。当然，靠动手打人，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党纪和军纪所不容的。问题发生了，就得想办法解决，单靠批评和处分是解决不了的。”这些话既检讨工作，敢于承担领导责任，又恰如其分地批评聚众闹事的错误，一下就改变了大家的态度。接着他又分析形势，使与会者心服口服并主動提出帮助做通战士的工作。而这正好达到了他的目的，“今天请大家来也就是走群众路线，用大家的集体智慧研究和解决当前的问题”。接着，他组织大家共同讨论了几条措施并付诸实施，一个星期内就把一场轰动全省的闹事解决了。

有人在事情结束后问他：“你为什么敢于出面讲话，不怕围攻挨打吗？”他说：“我是省委书记，要身先士卒嘛，至于怕不怕打，这是相信不相信群众的问题。什么时候都要记住相信和依靠群众，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根本道理！”在日常工作中，他也用好用足了发动群众这把钥匙。

一支坚强有力的干部队伍，是发动群众、建设巩固根据地的关键。张闻天坚持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知人善任，最大限度地凝聚了推动工作落实的领导力量。

由于受日伪和国民党反动宣传影响，当时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持怀疑和观望态度，且不少人曾在伪政权或其他机构任职。是当作敌伪残余，还是当作人民内部成分，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深入调查研究后，张闻天认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爱国的，只要政策正确，就可以争取过来。所以，他领导下的省委开办各种学校和训练班，尤其注重吸收他们参加反奸清算和土改等实际斗争，因而团结和改造了大量知识分子，不少人后来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如对伪满佳木斯市市长段宝坤，一种观点认为段任职才四个来月，民愤小，开采双鸭山煤矿也需要这样的技术人员，主张其戴罪开矿。另一种观点认为一些小官都镇压了，不枪毙这个官衔最大的汉奸怕群众通不过。但张闻天认为关键是到底有没有血债。而段于1932年从日本大学采煤专业毕业回国后，一直做技术工作，并出版过专著。最后权衡利弊，决定让他到煤矿改造。到矿上，他既做工又搞技术，不仅使产量很快远远超过省政府计划，还实现了自我改造并带出一批技术人员。这样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充分体现了张闻天的胆识。

对老干部，无论是与其意见相同，还是反对过他的，甚至犯了错误的同志，张闻天都用其所长、补其所短。原合江工委的主要领导同志缺乏对政治形势的正确认识和根据地建设经验，在初期犯了一些错误，造成一定的被动局面。张闻天到任后不是批评指责，而是与之一道分析研究情况，总结经验教训，耐心地说服教育，使之认识了错误，并完全信任他们，让他们放手工作，使之在实践中及时改正错误，为根据地建设作出了贡献。对历经抗战艰苦生活、到东北城市后产生和平享乐思想的少数老干部，他以耐心地教育为主，也对个别错误严重的给予必要的处分。在认识错误以后，安排到基层参加土改工作但不担任主要职务，通过群众运动改正其错误。当有的同志片面理解全国土地会议精神，企图选举贫雇农积极分子当区（县）长，以取代来自关内干部时，张闻天坚决予以抵制，大力批判不看现实表现的唯成分论，并指出有些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老干部参加革命多年，现在还不相信这些老党员能领导贫雇农斗争地主、推翻封建阶级，是“左”倾关门主义。就是这样关心和爱护干部，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爱戴。

对新干部，张闻天提出：“东北人民的事情，没有千千万万新的东北干部，是决然办不了的”。所以，一直注意在群众运动中物色和培养新苗子，吸收其入党。不仅身体力行地“帮助他们在阶级斗争的锻炼中成长、发展与成熟起来”，而且教育老干部“要培养大批新干部，最后要把印把子交给他们，没有大量新干部成长，根据地是不可能巩固的，你们老干部的任务也不算完成。”他还要求民主对待新干部与积极分子，凡事首先与之交换意见，打通思想后信任他们，使之放手地工作。对其工作应多开会，多讨论，多检查，多督促，多总结，鼓励成绩、指正缺点，培养敢于负责、大胆工作、勇于承认并改正错误的习惯，使之相信领导者会给予支持和帮助。反之，任意打击、处罚，会使之灰心丧气、畏首畏尾，对工作不敢负责，怕讲实话。

这样桦川县新干部很快成长起来，到1947年夏天，有好几个区长和个别区委书记换成新干部，担任副区长和区财粮助理、区民政助理的新干部就更多了。当年冬天，又有人认为一批在桦川县参加土改的大多剥削阶级出身的大学生在平分土地运动中会同情地主、富农，所以要他们退职回家。但张闻天坚决“相信他们大多数会改造过来的”，并再次强调“不能完全看出身”，一个人的表现是最重要的，如果能站到贫雇农的立场上来同其剥削阶级家庭决裂，就要相信并使用他们。而且，提出了回避本村本县使用和加强教育的措施。实践证明，这些人都能立场鲜明地积极工作。土改结束不久，张闻天倡议办起了合江省委党校，专门培训土改中成长起来的缺乏理论知识的农村新干部。在他的正确领导下，合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和积极分子。

在各种困难和问题面前，张闻天始终无私无畏，树立了一名党员干部的光辉形象。

来到合江，他找到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做办公室，在里面搭个铺，就把办公和睡觉问题都解决了。为了节省开支，组织上分配的小汽车他不坐，规定的小灶他不吃，穿着也十分朴素。桦川县委离省委机关不远，他有时不打招呼，带上一个警卫员就步行过去了。考虑到基层留他吃饭必做当时少有的细粮，他还自带馒头和咸菜，不讓下面为他做饭。每次到佳木斯附近的屯子里，他从来不要下面接待。有一次同桦南县委约好了下去，不巧碰上风雪交加的天气，但他毫不犹豫地与夫人一道坐上马拉雪橇，顶着零下40多度的严寒赶路，到调查点时已经满身冰霜。当地缺煤，没有热炕，晚上他们就裹着皮大衣睡觉。大公无私、艰苦朴素是一张走进群众的通行证，让张闻天了解了群众、影响了群众。

在危急关头，张闻天敢于挺身而出。1946年10月末，匪首刘山东率500余人袭击萝北县城凤翔镇。镇里的鹤岗独立团两个骑兵连及县政府警卫人员共200余人与之激战几小时，伤亡严重。他闻讯后，立即亲自带领军区直属部队乘火车赶到鹤岗，组织部队分两路驰援凤翔，迫使土匪在占领凤翔的当天中午丢下我被俘人员匆忙逃遁。

为发展工商业，1946年11月张闻天禁止当地党政机关经商，及时防止了特权和腐败问题。全国土地会议后，东北先后刮起了“扫堂子”和进城“挖浮财”两股“左”倾歪风，就是更多地挖地主富农及其兼营的工商企业的财物。当时，合江的有些干部也沉不住气了，责问甚至怀疑、埋怨省委不发起“扫堂子”是右倾，有几个县的农民还派几百辆车准备进城挖浮财。但他从党的政策和实际情况出发，没有向群众作无原则的让步，而是引导各级干部一起坚决顶住了歪风。1948年3月，东北局总结土地改革时，评价合江省委掌握政策比较稳，土地改革是健康发展的。